楔子

我在台灣服務的職業生涯是從清華大學工學院開始的，我是工學院的第二任院長。這個機緣，說起來是相當偶然的。記得1977夏天我參加行政院舉辦的國建會，在這會議中我專題報告美國主要企業的研究發展和產業優勢的關連，建議台灣應該加強產業科技的研究發展，以增加在國際巿場上的競爭力。這次會議由孫運璿部長主持，經濟部的高層主管包括：張光世、韋永寧、虞德麟、徐國安、蕭萬長、江丙坤等差不多都參加了。會中並有企業界、學術界的領導。毛高文其時是清大工學院創院院長，年青倜儻，談吐出眾，很受人注目。

毛高文和我是台大同班，天天見面。大家都有一些敘情談笑的朋友，但兩人之間，所關心的大都是國家前途，彼此意氣相投。在這場合又見面了，特別高興。高文說他覺得台灣的石化工業是當前經濟建設的一個重心，但企業界對高分子認識不多，科技人才甚少，因此有計劃在工學院裏成立一個高分子研究所（Polymer Institute）。他眼睛瞪著我，你在杜邦 (Du Pont) 搞高分子十年了，能否回來幫忙？他直接了當的提出了這個問題，坦率誠懇，使我覺得有一種義不容辭的期待。

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家庭的因素，使我對回台工作一段時間的建議，砰然心動。我的母親滯留在中國大陸已經三十年，骨肉分離，這是許多我這一輩人的共同的傷痛，她受盡環境折磨，健康日衰。過去十年中我在美國透過正式管道申請母親去美，都未如願。在香港的親友，建議找人帶領，進行偷渡。在中國近代史這一階段時間裏，大陸難民偷渡港澳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只要有較周全的安排，不失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法。所以我想如果能夠回到亞洲一段時間，可以就近安排這件事。

我和內人馬文松商量之後，雖然對未來之未知數甚多，但她支持我的計劃，令我感到安慰。所以我答應高文我會設法在翌年到清華服務一年。我在哥崙比亞大學一畢業就到杜邦公司從事科研商業化的工作，十年來成績尚佳，公司很不同意我離職，但再三磋商，最後准許以進修名義，給予一年的休假，這是公司少有的一種特殊安排，我的主管蒲立德博士( Dr. Orville H. Bullitt, Jr) 對我非常關心幫忙，囑咐期滿後必須即回來銷假，以免他失信于公司。此時清華大學亦向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旅外學人回國補助。經過半年的籌備，諸事就緒。

1978年六月間，我們帶領小女兒安之、男兒敬之束裝就道。想不到在臨啟程前，收到清華大學校長張明哲的短簡，吩咐我抵台灣後，不要去新竹報到，務必先到台北和他見面，令人十分詫異。我到台北後告訴高文這個訊息，他微笑不語，說我帶你去看校長就知道了。

原來這時毛高文已發表為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院長，所以清大工學院院長出缺，有意候選者甚眾。校長想來想去，覺得我較為適合，要我去接任。這事大出意料之外，我向校長說我的缺點是很明顯的：學識不足，經驗欠周，環境生疏，而任期短促。張校長說我的求學任職狀況，他們都清楚，很有信心；去年在國建會的報告，產生甚大的回響，政府高層，已有共識要做，下面就是實行的問題。清華的同事，大都是年青有為，有高文的協助，應可是無縫接軌。至於任期，我能做多久就多久，其中當可協助物色接任人選。在他們兩位的督促下，我只有硬著頭皮答應了。這就是我出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的經過，今天在此説明，以表明對這二位師友的知遇信任之忱。

高分子研究所任課

高分子研究所此時已經成立，以瞿寧若、胡德、陳壽安、薛敬和為主幹，不久李育德加入，更顯得氣象蓬勃。所以我不必多作其他，只教授一門「電子封裝高分子」（Polymers for Electronic Packaging）。電子封裝在1980年代算是一門嶄新的科技，我堅信它是整體電子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台灣未來電子產業的發展，特別適合。我開這一課程的原因，亦是要給化學工程的學生指出前景一條新路，我要他們放開眼界，不要總是看到蒸餾塔或熱交換，而應放眼在其他新科技的發展上，想想傳統化學工程有什麼可以貢獻的。我和他們說IBM公司裏所用的化學人比電子人還多，這亦是推廣多學科合作的意義。對這個理念，當時化工系主任李昭仁是非常支持的。高分子研究所後來因馬振基的加入，又拓廣了複合材料的應用。這兩項高分子的非傳統式的應用都是此後我在工研院主持材料研究計劃的重點，對台灣整體電子封裝產業和運動器材產業的升級，都找到了特色，發揮了一定的貢獻。

電動汽車發展計劃

當時清大工學院院長最主要的工作，莫過於推動電動汽車發展計劃，這是五十年前台灣整體性的重要科技方案。台灣所有的石油，都要從外國進口，來源及價格都不穩定。而汽車燃燒汽油之後，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及其他廢氣，又污染了環境，影響了地球生態。但是電力可以有多種來源，如煤炭、水力、核能等，所以用電為車輛動力，正好是合符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雙重要求。而台灣從南到北，充其量不過四百公里路程，特別適合電動車的運作。這個計劃實在具有跨時代的前瞻性。

電動車計劃由毛高文率先啟動，得到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前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全力支持，在1974-75年間成立的。高文以清華工學院動力機械系、化學工程系、工業工程系的教授為主體，組成團隊，成員包括黃光治、孫如意、林世昌、陳文華、萬其超、王國明、宋震國等十餘人，都是學有專精，又勇於任事的好手。當時清華3號車及清華4號車兩款已在路上試行，情況良好，所以國科會鼓勵清華進入中試階段，在校中建立一生產線，預備一年內生產200輛電動車，提供給郵政總局、電訊總局做較大規模的先期試用。

這個擴產計劃對大學而言，具有很大的壓力，光是庫存進料，必須符合政府採購流程，學校行政體系就已超越負荷，所以支援工作時感力不從心。我召集各專案負責人，請他們以車輛藍圖為基礎，滙報各自工作的重點及時程（Milestone）。大家甚為猶疑，經過一兩次的催促，發現車輛藍圖實際上尚未完備。因為電池製造，傳動機制，車架組裝，儀表控制等，各教授都有更完善更精準的技術在進行中，馬上就有新數據，不能貿然進場，所以整體藍圖懸而未決。

我對這個現象很不滿意。因為要生產200輛車，按時程如箭在弦，此時怎麼可以沒有一定的藍圖和規格？這將如何確使產品標準化而具有可預測的品質？未來車輛之運行與安全如何保障？電池如何充電，如何置換？車輛發生故障時如何維修？這些都是車子商業化必須考慮的課題，所以我對大學在一年內生產200輛電動車一事認為必須重新檢討。最基本的困難是現行鉛酸電池（Lead Acid Battery）之電能密度過低，不能當作主要驅動的可靠來源。我向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研究院電機部主任汪積昌博士討論電能問題，他說當前電池之電能密度必須增高100倍以上，方有機會可以商業化。

我把這些生產上的問題綜合向徐主委滙報，對我的猶疑及延遲執行的想法，他相當有意見。他說清華的人才濟濟，如果這團隊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還有甚麼人能夠執行這項計劃。我說這不關人的問題，而是機制問題。因為大學的定位是科學研究及教育，而不在商業化制造，教授們缺乏商業化的思維和準備是自然的。但這亦是時間問題，因為電池技術仍未成熟，放眼全球目前沒有一種電池系統能具有技術及經濟可行性，可以用在電動車上。此時勉強而為，不猶揠苗助長？徐先生說你來自企業界，難道不能解決這些商業化問題嗎？我說就因為我有企業經驗，方能正視企業營運之複雜及大學和企業在技術創新上的分野。我們已成功的展示了電動車在科學構思上的可行性，但實際商業化仍有一大段路程要走，試想將來如有一百輛車子在公路上癱瘓而不能維修，那是何等的災難？ 工程技術上的細節千絲百縷，必須有一個專業的公司才能逐步梳理和實施。最後徐主委終於接受我的建議，將中試及產業化的部份從清華大學劃分出來，由唐榮鋼鐵公司接手，建議他們另訂產品目標及營運計劃。至於大學裏各教授，將可專注於科技之研究發展，培養人才，在可能的情況下向唐榮公司提供技術協助及服務。

在此分工後，清華在電動車科技之研究上，一直都有新的發現，在各領域中居於前茅的地位。各研究人員後來均有卓越之成就。萬其超、陳文華兩位，前後擔任工學院院長；王國明其後出任元智大學校長，一展管理長才。黃光治、孫如意兩位教授不幸英年早逝，良可一嘆！ 我對徐先生的遠見卓識，及其後的從善如流，至為欽佩。徐先生因我處理這件事的斷然作法，對我的誠懇及固執，有所了解，此後推誠相與，提攜有加。他是我此後在台灣服務最重要的導師（Mentor）。高文兄對我的分析和決定，亦非常尊重，其時其後，沒有絲毫不滿。唐榮公司的接手，出自他的聯繫而成。

因為參與電動車計劃的推動，使我對一個地區或國家整體性創新機制的構建及運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提出了「產、官、學、研」相互合作的架構及運作，對各成員之定位及目標，研究計劃之形成，技術之轉移，新創企業之培育等，有更一步的分析，成為我以後三十年工作的重心，實非意料所及。

走筆至此，見特斯拉（Tesla）全自動車在2021年銷售936,000輛，今年可超越1,000,000輛。此公司在2003年成立，在清華電動車計劃20年之後，又經20年的艱苦經營，致有今日之成就。其電池技術以鋰離子（Lithium Ion）為基礎。今日特斯拉公司巿場價值接近萬億美元，為全球十大工業公司之一。撫今思昔，益令人感念徐賢修、毛高文之遠見！當年團隊如能聚焦於新世代電池之研究及開發，或可為台灣建立另一護國神山！

合金鋼真空精煉實驗室

我到清華後半年的時間內，中美外交關係日趨緊張。1978年底美國卡特總統決定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消息傳來，台灣上下感受到前途嚴重的威脅。此時政府由蔣經國、孫運璿的領導，提出「處變不驚」的方針，以「自立自強」的決心，加強各重大施政計劃的推動，並鼓勵國人向政府提出建言。清大材料工程研究所的同仁在一個座談會中討論應發展合金鋼的精煉技術，以為未來高級工業金屬產品（如耐高溫、高壓、耐腐蝕的高功能機具、模具）的基礎。這是當時中鋼公司技術的延伸，將可帶動台灣金屬工業的升級。我覺得這一構想很好，可以向政府正式建議，所以鼓勵同仁研擬一個計劃，在材料所成立一個合金鋼真空熔煉實驗室，具有製備高性能特殊鋼的能力。這需從奧地利輸入主要設備，預計總經費約新台幣2000萬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不是一般科研人員所能冀望的。

我的構想中是清華大學工學院材料所的人才陣容，可以說在台灣是首屈一指。在材料結構、金相組織、林科應用、腐蝕老化等研究方面有陳力俊、吳信田、施漢章、林正雄、劉國雄、萬其明、吳泰伯等團隊，可只少了一個熔煉的真空爐。所以這一個實驗室的建立，正好可把多方面的人才聯結起來。我帶著研究所主任劉國雄和其他幾位教授、興致勃勃地分頭在不同審查會議中陳述報告，經多次辯証後，最後上呈行政院院會，就待院長核定。

在最後一次簡報中，孫院長親自主持。他仔細聆聽了我們的報告，又檢查了預算，他說“這個計劃目標正確，計劃周詳，預期效果具體，執行的團隊亦都有充分的績效。但是我看你們執行了書面所說的各項，恐怕還是難以達到目標。”作為推動這項目的負責人，我聽了之後，身上發了一陣冷汗，坐立不安。孫院長徐徐補充說“我看你們為了縮減預算，沒有把試車的部份充分發揮：這需要多少物料，多少人力，多少時間？但這一部份如果少了，你們的數據將得不到產業界的信心，這有礙於技術的移轉”。最後，他為了這個計劃多加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經費。與會的同仁，包括校內校外的都大大鬆了一口氣，額手稱慶。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孫院長卓越的工程師智慧和政治家風範，大家感到衷心佩服和溫馨，我們何幸而有機會親自向他學習。

這個計劃的執行，使清華大學的材料研究，在多方面更上一層樓，在國際學術界上得到極高的地位。而材料所人才輩出，其後陳力俊出任工學院院長及清華大學校長，除科學研究外亦發揮他的學術領導力；彭宗平亦出任元智大學校長。施漢章成為電化學及金屬腐蝕科技大師，多屆畢業生是工研院核能電廠安全團隊的主幹，對台灣經濟發展，發揮極大的作用。

中塲謝幕

我在清華工學院服務的這一年，可以說是平生交遊最廣，學習最快的一年。除了工學院各系所的教授同仁外，我還熟稔校本部及理學院、原子科學院的教授。許多清華朋友除了上文所提及之外，成為在工研院服務十二年的衷誠伙伴。例如電子電機研究所的林敏雄成為工研院光電所所長其後升副院長，黃惠良指導指導非晶矽半導體研究、光伏計劃，終成綠能宗師。結識這些師友，使我受益良多。

其實這一年中，值得記憶的還有許多，例如和中鋼公司趙耀東董事長討論在清華園建立共同實驗室，和交大工學院試擬清交合併與合作等等，此時看來，頗有趣味，可惜未能一一敘述。，但有兩宗事情在此一提，其一是其間受國科會之託，我組織了一個高分子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劃會議，為未來在台灣推動高分子科技擬訂方向。這個會議動員了台灣產業界及學術界高分子領域的專家包括董世芬、王國琦、呂鳳章、吳謀泰、石延平、林書鴻、吳必立、俞培新、雷敏宏、呂維明、周吉人、胡德等三十餘人，都是一時俊彥，大家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迅速的貢獻了他們的寶貴意見。此後二十年國科會對台灣高分子科學及工程的發展，大都以此會的結論為籃圖。另一宗是有幸參加了有關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籌備討論，我建議在園區內成立一個用雙語(中、英)教學的高級中學，提供園區中工作人員子女就學機會，促使科技人才安心在園區內發展。這事開始甚不簡單，因為牽涉跨部會的預算，阻礙極多。幸而後來各方面關心的人極多，困難逐步克服，到現在看來雙語教學已經是很當然的事。 轉瞬間我在杜邦所得進修休假期滿，必須回美。張校長、徐主委都再三挽留，我因為諾言在先，只有鞠躬抱歉，其實亦是依依難捨。好在此時已知美國Honeywell公司之李卓顯博士即行退休，李氏在科技企業界素負盛名，張校長已同意聘請他為工學院院長。李到任前，院長一職將由化工所李昭仁教授署理。接捧得人，這個長跑可以順利繼續，我心甚快。

籌劃母親偷渡一事，沒有進行。因我了解詳情之後，覺得路途跋踄，危險甚多，對老人家甚不適合。出乎意料的是在回美前一月收到信息，老母已獲准出境，尅日到港。我們大喜過望，即去香港相認。母子三十年闊別，擁抱零涕，如在夢中。真是上帝保佑，天恩浩蕩！當年春天，文松誕一麟兒，取名為定之，此為《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之義。安之、敬之經過台灣一年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雖然欣賞它的挑戰，但亦等不及離開。所以大家高高興興的來台，亦快快樂樂的回美。

一家老小回新澤西州休養生息，安頓數年。我再度回台任職，已是1983年了，這次是從杜邦公司辭職，回台定居。但這次是先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而後清華大學，那是第二第三幕後話了。

註：作者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資深顧問、工商管理學院榮譽教授。